
1979年秋权威股票配资,北京的夜风透着凉意,丰台镇西后街的一扇木窗却总是半掩。屋里灯光昏黄,三十多岁的江新德伏在旧算盘前清点废纸张数,她抬头望向母亲时发现,对方的神色比天气更冷。距离特别法庭宣判只剩数周,家里谁也不提那三个字——江腾蛟。

广播里隔几天就滚动播音,被告名单一次比一次清晰。起初,邻居还会好奇探头,如今连他们也学会沉默。江新德的同事庞春兰来串门时,小声问:“要不要去听听公审?”江新德把算盘珠往上一推,淡淡回了一句:“我爸罪有应得。”短短八个字,像钉子一样钉在墙上,再无人追问。
时间往回拨二十年。1959年,空军某师团部的舞会上,二十岁的李燕平第一次见到年近不惑的江腾蛟。那年他肩章上还是两杠,中等身材,却有股逼人的锐气。李燕平出身工人家庭,参军不久,佩一把医用剪刀穿梭救护帐篷。舞曲停下,他递过来一杯汽水,笑着说:“同志,辛苦了。”不久,两人领取结婚证。七个女儿一个儿子,家里热闹得像早市,可在空军大院,荣耀与忧惧总是并行。
1969年夏,林彪集团暗流涌动。李燕平奉命“考察”文工团人员,化名李岩随江腾蛟南下。广州、青岛、武汉,她的登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名字,却很少知道背后真正用途。那时的她觉得自己“在执行重要任务”,心底竟隐约有些得意。1971年3月,江腾蛟急匆匆回家,低声说:“林立果叫我去上海。”短短一句,改变全家命运。
“9·13”事件后,风向骤变。10月,李燕平被带到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;同月,江腾蛟遭隔离审查。漫长的问讯中,她交代了所知细节。四年后,李燕平被开除党籍、行政关系下放湖北红安县监督劳动。南方水田里的蚂蟥经常黏上小腿,她拿树枝狠拍才能撕下。被太阳烤裂的田埂提醒着,她曾在京城享受过的便利已经灰飞烟灭。
1979年春,全国重新审查“林、江”体系关联人员。李燕平获准返京等待处理,只带回一个旧皮箱。空军大院早已住进新人,她只能借住在江新德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。母女俩常对坐无言,唯一能确定的,是江腾蛟的判决即将尘埃落定。
1980年11月20日晚,法院公告提前张贴。街口小卖部门口挤满了议论的人,江新德买完酱油,远远看了一会儿,没有上前。第二天她对车间党支部说:“判几年我都接受,死刑也行。”这番表态并非刻意装硬气,她深知父亲曾在空军里有多少人追随,一旦罪名洗不清,留给家属的只有更深的猜疑。
宣判那天,扩音器的嗡鸣声盖过冬日的风。江腾蛟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,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消息传来,李燕平躺在旧木床上第一回睡过了自然醒。她被定为行政十八级,待遇参照退休干部。对外,她面无表情;夜深,她却翻出泛黄的相册,把八个孩子的幼年照片一张张理顺,仿佛想找出哪里开始脱轨。
几年后,江腾蛟被移送太原服刑,家属探视被严格限制。江新德按规定每季度可递一封家书,写不超过三百字。她常在信尾补上一句:“身体要紧。”别无其他。母亲偶尔添上一包削好的红枣干,算是尽到妻子的心。
时间进入八十年代中期,政策日趋宽松。江腾蛟因病获准保外就医,住进太原郊区一所家属院。院子里能听到孩子们的闹声,也能闻到煤炉味,生活简陋却踏实。李燕平搬去照料,他俩再没有谈过过去的荣光,只讨论蔬菜涨价、煤球质量。江新德带着孙辈探望,进门时只是简单点头:“爸,吃药了没?”江腾蛟拍拍板凳示意坐下,眼角的纹路比往年深了许多。
不得不说,这个家庭最终得以保留完整外壳,已属侥幸。空军档案馆后来整理林彪集团材料,江腾蛟的名字依旧列在要犯名单,可同本案有关的绝大多数执行者早已散落各地,淡出公众视线。至于李燕平,她的晚年薪金不高,却坚持每月拿出一部分去资助烈士遗孤,“那是组织的孩子”,她解释得简短。
历史留给个人的时空往往逼仄,一念之间的取舍,改变了无数人。江新德那句“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”,既是对父辈的评判,也是对自身和未来的一种自保。她清楚,在奔腾不息的大势里,私人情感终究让位于国家法纪,而这一次,她选择站在后者那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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